劉仲敬訪談 035 @ 20190501 論政治庇護,論狼牙棒的重要性,論歲月靜好在中國就是找死。

整理&字幕:三馬兄主持人:美國海軍最近修改了「Rules of engagement」,就是交戰守則。認定,如果中國對民船或漁船進行武裝,以及他們的海岸防衛隊如果進行軍事性質的行動,可以在戰爭的時候視爲敵船加以攻擊。
這是不是美國在對中國未來可能進行的碰瓷戰爭做的一種準備呢?劉仲敬:這個當然是這樣的。現在只有中國在大力發展海軍,所以這是不需要任何智力就能夠看出來的。而中國搞碰瓷戰術,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事情,最近一百多年一直都是這麽幹的,而且張召忠這些人還公開拿出來宣傳了N多次。
戰爭法本來就是習慣法,沒有兩個時代的戰爭法是完全相同的。在習慣法改變的中間階段,就可能有人像宋襄公一樣,因爲墨守成規而被更加狡猾的敵人佔了便宜。比如說像是在伊拉克反恐戰爭諸如此類的地方,已經經常出現那種用軍民不分的方法來碰瓷和佔便宜了。那麽相應的戰爭法必然也要相應修改。
主持人:關於難民庇護的問題,例如最近有一位在香港做出版的出版人來到臺灣,另外又有一個中國的學生叫李家寶,在臺灣申請政治庇護,就我所知他其實已經成功了。這種以普世人權爲基準的政治庇護,在未來是不是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劉仲敬:首先,大家都把庇護權(Right of
asylum)理解錯了。現在搞得好像是你要申請庇護別人就非得給你庇護,或者說是要修改了就是要一定不給庇護。實際上,庇護權是非常古老的權利,比亞述和巴比倫更加古老。最古老的神廟,所有的神廟都有特殊的庇護功能。
但是庇護權不是絕對權利,就是說沒有人有義務給你絕對的或者無限的庇護。庇護權的起源是非常簡單的,就像是副島仲臣所說的那種,窮鳥入懷,獵人亦不殺。你有權利庇護,但是你沒有義務進行庇護。中世紀的基督教教堂是最強的庇護者。
雖然所有的邦國都可以行使庇護權,但是原則上講教會是有治外法權的。它庇護的人,它是可以不交出去的。但是也有它認爲不宜庇護、根本拒絕庇護的那種情況,像紅白玫瑰戰爭當中就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像沃裏克伯爵(Richard
Neville, 16th Earl of
Warwick)的黨羽在勝利的時候,他的敵人就要跑到教會去尋求庇護;反過來,他自己也會到教會去尋求庇護。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庇護,那都是看具體情況的,那要看你有沒有碰巧找對了人。這個也就跟所謂的窮鳥入懷一樣,窮鳥入懷,也許在半路上就掉下來了,也許它碰上一個喜歡吃鳥肉的人,也許正好碰上一個能庇護它而且願意庇護它的人。庇護權的實施是以庇護者能夠而且願意爲條件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跑到某一個教堂去,它正好是你的敵對派系,它可以打發你到別的地方去尋求庇護,也可以是它自己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條件。例如,基督教會被很多我討厭的中國基督教徒說成是一種純粹精神性的存在,好像是他是生活在古希臘喜劇裏面說的「雲中鵓鴣國」似的,但是實際上,如果你肯承認從猶太到羅馬帝國到中世紀這樣一脈相傳下來的那個基督教會即使不算是最正宗、至少也算得上是基督教會的話,那麽它的教會實踐很明顯始終是用被現在很多所謂的中國基督教徒說成是堅決反對的那種純粹物質的、政治的手段來處理問題的。例如庇護權這個事情,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一個具體的技術問題。教會是經常庇護難民、饑民、窮人、弱者的,但是條件是它自己還有飯。
像在羅馬帝國滅亡、意大利一片混亂的那種情況下,當然他們是出了很多錢來養難民或者逃亡的這些人,但是這個就是看碰巧了。有很多原來的貴族子弟或者貴族家屬之類的一路跑到迦太基或者其他地方的教堂去,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當地的教堂已經人滿爲患,它只有那麽大地方,裏面已經塞滿了人,你難道在外面去躺着嗎,那就跟沒有庇護沒有任何區別。所以他就只好跑遠一點,一直渡過地中海跑到迦太基的教堂去,那裏的教堂離戰爭地區比較遠,自然他們有很多空位置。這個很明顯,當時的教會也是量力而行的,我有多餘的床位我就多救幾個,沒有多餘的床位我就不救。
蠻族對教會比較尊重,他們不一定是基督教徒或者是羅馬教會那一派的基督教徒,但是他們多多少少認爲帶宗教的事情都需要敬畏一下,別的地方他們敢搶,而教堂他們就不敢進去。其實真的起作用的就是這種東西,它顯然不是無限的。所以,這就是爲什麽庇護權雖然是一種古老的權利、但是自古以來稍微有點身份和體面的人都不願意去尋求庇護的原因。尋求庇護都是有不確定性的。
你自己能夠hold住,一般就不會去尋求那種前途未蔔的東西。而且,自己能夠hold住,同時自己還能庇護別人,那是一種很有面子的事情。如果某一個小教堂說,我的床位有限,都被本地的病人佔滿了,他會覺得他拒絕了別的人就像是沒有錢請別人吃飯對於袍哥來說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情那樣。袍哥幷沒有義務請你吃飯,但是袍哥大佬都是喜歡請人吃飯的,請人吃飯吃得越多,說明他在江湖上越有面子。
如果你庇護不了別的人,你的面子是很差的;你如果能夠庇護很多人,就很有面子。所以這等於是有一個自動調節機制在裏面。顯然,其中根本不存在那種像中國這樣體量的大國如果跑出幾億人來、別人就非得有義務給你庇護的情況。像德國人搞的那種,幾百萬人還要給庇護、非要給庇護、由國家來給庇護這種事情,其實已經嚴重違反了習慣法,因爲等於是它帶有一定的強制性。
而庇護權本來是,第一它是分散行事的,第二它是自願的,第三它是秩序信用市場上的一個標價産品。誰能庇護更多的人,它就享有更大的面子。如果國家來統一分配的話,那就誰也沒有面子了,無所謂了,全都是統一安排的。所以這根本就是違反庇護的原意的。
當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全世界最喜歡利用庇護的又是中國人。這個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中國人身份很賤。你無論跑到哪裏去,你都不可能比原來更不安全了。庇護的意思就是說,你本來很不安全,要去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如果自己有能力提供安全,那麽爲什麽要去別人的地方呢。但是中國人又是例外,中國人去任何地方都比在中國安全,跟任何人待在一起都比跟中國人待在一起安全,因爲這是中國社會本身的性質決定的。首先,共産黨不給任何人安全。共産黨的力量就來自於,它可以突破任何底綫,撕毀任何承諾,所以它可以對任何人實施超限戰。
第二點比第一點還要要命:共産黨是一個有形體的東西,照斯賓格勒的說法就是它有一定的形態,誰是黨員誰不是黨員,誰是黨組織誰不是黨組織,你可以說得出來,如果你要找人算帳的話,去殺二百個康米或者諸如此類的人,誰是不是共産黨至少可以說得出來,麥卡錫至少也可以找出一個邊界來;但是,廣大的中國人民在他們學習共産黨和相互殘害的過程當中是毫無邊界和底綫的。這是共産黨能夠統治的重要原因,它不用挑起群衆鬥群衆。如果毛澤東需要挑起群衆鬥群衆的話,那是因爲他老人家剛剛上臺,原有的社會組織還沒有徹底解體,那時候大家好像還覺得群衆彼此之間互鬥好像是件不大地道的事情,還有一些儒家思想或者其他什麽思想在,而現在就不用了。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首先,表面上很強的人,比如說像馬雲那種人,不可能跳起來鬥共産黨,因爲他周圍的人隨時都會跳起來鬥他。
而且,還不用共産黨要整誰,他們早就已經相互整了。像馬雲那種人,他肯定心裏面早已經知道,他左近周圍的人在過去十幾年之內已經一千八百萬次地向共産黨有關部門舉報他,希望共産黨像對付褚時健那樣對付他,打他的土豪,沒收他的全部家産。但是他仍然要幹下去,理由很簡單,換了別人也是一樣的,何必呢。要麽你賭一賭氣,老子乾脆不幹了,但是那樣的話你就沒有富貴了。
賭氣不幹的人也真是有的,像我就是屬�這一類的,但是我就做不了馬雲。我要是想做馬雲的那種事情,我就必須跟那種我明知是每天都在出賣我的人共事。而我至少在年輕時代是脾氣比較大的,容不得這種人。但是活到現在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我容不下的人包含了中國人的絕大部分,所以OK,現在也就只能這樣了。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反對共産黨,但是共産黨也沒有辦法把這些亂七八糟的人組織起來幹任何像樣的事情。這種人也在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共産黨的每一個幹部。當然共産黨本身也是這樣,他們那種背靠背的相互揭發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所以,這事是共産黨開頭的,然後又落到它自己頭上。
所有的共産黨基層幹部都被廣大人民群衆和他自己的同事每天舉報一百二十次或者一萬五千次,這些都不重要了。有朝一日他在政治鬥爭中鬥敗以後,根本不需要尋找任何證據,以前壓在手裏甚至轉發給他本人處理的無數舉報信,隨機挑選出一萬五千分之一,就足夠判他二百五十次死刑了。那些東西可能全屬誣告,也可能全都不是,但是我相信,除了上帝以外,沒有任何人能夠搞清楚。未來的歷史學家就算像是德國歷史學家和俄羅斯歷史學家那樣把克格勃的檔案全都搜出來也搞不清楚,他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當中到底有哪一件是真的哪一件是假的。
當然,任何博弈策略都是可以從反面利用的,這就是像我這種喜歡搞逆向思維的人可以各種肆無忌憚的原因。例如,我肯定知道有N多人在寫舉報信,說我在給萬惡的日本侵略者翻案,企圖否認南京大屠殺。但是,無産階級學術農民工碰到這種情況肯定會嚇破膽,絕對不敢再說了,而我敢。因爲我很清楚,廣大的一天到晚在論證南京大屠殺的愛國學者,同樣每天有一萬五千人寫舉報信,說他是企圖給日本侵略者翻案的。
而我真是在給日本侵略者翻案,每天有一萬八千人舉報我。在有關部門看來,一個每天被舉報一萬五千次的人和一個每天被舉報一萬八千次的人有什麽區別呢?我如果想整誰,誰都可以被整。如果我實在是累得慌、忙不過來的話,兩人的可整性是完全相同的。
可憐的無産階級學術農民工以爲,他用這種方法最大限度地保證了他的安全。而我則很清楚,他什麽也沒有保證。他唯一得到的東西就是,萬一有朝一日整到他頭上來了,他會像廣大的黑五類好幹部和忠誠的其他什麽幹部一樣,撕心裂肺地喊著「我一直是熱愛毛主席的」,然後因此會被打得更狠。而那個一直在反對毛主席的人雖然也有可能被整,但是至少被整得心安理得,而且不會因爲到處喊冤而挨二次打。
兩者的區別就是這樣。在這樣的社會裏面,你當然可以想像,他們在任何地方申請庇護都是毫無心理障礙的,而且其實還真的不用說謊。你要請福爾摩斯調查一下,他是不是如果不申請庇護、在他原來的住地——也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會有嚴重的不安全?當然有嚴重的不安全。
從習近平開始,到街上的叫花子在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每一個人都處在嚴重的不安全狀態當中,隨時都可能被他最親密的人做掉的。但是哪一個國家能夠接受十億個難民呢?如果真的完全開放庇護的話,我覺得如果沒有十億也有五億吧,這個問題怎麽解決呢?而且,這樣的難民如果到了其他地方去,他肯定會輸出腐敗的。
就像哈耶克所說的那樣,英國人接待了很多德國難民,他以爲這些人是希特拉的反對者,然後發現這些人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是跟希特拉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者。他們認爲正確的社會主義應該不是這樣的,或者說是,社會主義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希特拉任人唯親,各種不稱職,我們愛國愛黨,但是覺得毛主席是一個昏君。被希特拉迫害以後他們跑到英國來了,他們到了英國就開始宣傳社會主義,腐蝕英國的自由政體。哈耶克自己也是德語世界的廣義的流亡者,所以看這些人十分不順眼。
但是要按照嚴格定義的話,他們顯然是真的受到迫害了。包括一些猶太人,如果不是猶太人的話,他們本人會成爲優秀的德國帝國主義者和優秀的社會主義者的。僅僅是因爲出身黑五類的緣故,被希特拉打了出來。如果他們有另外一種出身的話,本來可以成爲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優秀幹部的。
這就是庇護權被濫用的一個典型例子。本來庇護權是隨機性質的,像是抽籤中獎一樣,抽樂透一樣,抽到了算你走運,抽不到你活該。但是自從民主觀念推行以後反而搞成是,強大的民主國家的公民覺得,不給庇護或者錯誤遣返了誰是一件很丟臉或者很值得內疚的事情。其實在古代世界的大部分時間內這是正常狀態,庇護成功算是額外的,庇護不成功才算是正常的。
古代世界的正常狀態就是,如果你是政治人物的話,庇護的主要目的是像查理十二國王(Charles XII of Sweden)跑到土耳其一樣,顯然就是要利用土耳其的兵力回過頭去狠狠地打俄國人。
如果不這麽做的話,你已經很丟臉了。如果你庇護到最後實際上是一種便捷移民渠道的話,那就等於是欺詐了。實際上這樣的欺詐是在所多有的。像李家寶那種情況就要涉及一個問題:什麽叫做中國的自由民主?
中國的自由民主就是,中國人民自己負責管自己的事情。那麽你爲什麽不到中國去製造一個能夠實行自由民主的團體呢?先試試看再說吧。如果你製造出了這樣一個團體,那麽你可以預料會跟共産黨打起來,按說你應該想辦法打贏的。
打贏了,你是國家元首,多麽的得意。實在打不贏,然後你再像查理十二一樣申請庇護還差不多。沒有說是你一開始就好像是預見到你自己是一定打不贏的。然後你到了臺灣以後你有沒有組織什麽適當的組織可以反攻大陸呢?
如果什麽都不做的話,那麽這個庇護就很成問題。像林榮基倒是可以,他等於說是已經鬥了一陣。他可以說是,我已經鬥敗了,現在沒有辦法,只能這樣了。他符合原始意義上的那種申請庇護的條件。
庇護也是一種習慣法。我講的是大原則,實際上各個不同的地方,比如說巴勒貝克(Baalbek)的神廟或者埃裏都(Eridu)的神廟,肯定各有各的細節規定和需求。如果都一樣的話,那對於秩序生産顯然是不利的。我以爲最合適的辦法就是,誰來申請庇護,就給他一個組織軍隊的機會,他應該回去自己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才是合理的做法。
不能夠擺出一種秩序是從天下掉下來的那種感覺,就是說我自己的秩序不由我自己生産。每個人都是秩序生産者,按正常情況就是這個樣子的。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中不停活動,你就在産生秩序。你對這件事情應該這樣、那件事情應該那樣,你是有一定的看法的。
你對哪些人是在賴你的以及你賴了哪些人,你自己心裏面肯定是清楚的。只不過普通人生産的秩序是比較低級的,可能達不到國家那個層面。但是反過來,國家的産生是什麽?是安全需要産生國家,沒有安全需要就沒有國家。
原始部落之所以不産生國家,就是由於安全需要不迫切。國家是怎麽樣産生的?一般來說是兩者之一:我去打了別人,覺得打得很痛快,我把我的機構就變成國家了;我被別人打了,覺得這樣挨打下去好像不是辦法,我也組織一個國家來對抗你吧。你挨打這件事情,按說對於神經正常的人來說的話,就應該構成一個強有力的刺激,你應該組織自己的國家了。
不是說像現在的民小——包括中國基督教徒在內的那種豈有此理的邏輯那樣,國家是永遠不變的,我們只能在這一個國家之內如何如何,如果被打的話就只能如何如何。實際上是,如果有人打你,那他就是你的敵人,那麽你的敵人和你就是屬�兩個國家,你應該把你自己的國家建構完善起來,反過來打回去。實在打不贏了,你再去尋找第三國的庇護。這才是庇護的正常使用方式。
所以,我成立大蜀民國這件事情明顯是符合自古以來人類99%歷史上的習慣法的。最近我聽到一種很混蛋的說法,以至於我在忘記他們很久以後又得把中國基督教徒再駡一頓。這是我的粉絲們在一個粉絲群裏面說的。我猜測,大概是我的某一些粉絲向他們普及諸夏獨立建國的偉大福音。
然後他們回答說,如果你熱愛你的家鄉,你就向上帝祈禱家鄉平安,上帝一定會滿足你的。我聽到這話的感覺就是,TMD,上帝是你的家奴嗎?你老婆都不是你想要什麽就會統統給你做的。你倒是想得好美呀,你想要什麽,上帝就都給你做了。
如果有別人向上帝祈禱完全相反的東西,上帝是不是也都得給他做呀?我還以爲基督教的最起碼的教義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就是說,你不要老想着你自己想做什麽,你要想着取悅上帝,做上帝喜悅的事情,這才像話。結果,我看他們的基督教已經禪宗化到了念一聲阿彌陀佛就可以管用的那種地步,已經退化到原始巫術的水平,因爲這確實是原始巫術的信徒和無産階級的心理。比較瞭解世界的人都很清楚,跟民主派人士的說法相反,下層階級和無産階級幷不是被暴虐的統治者蹂躪的一批無辜可憐的人。
實際上,越是下層階級越自私,越是以自我爲中心。正因爲他認爲全世界都要繞着自己轉,所以他什麽事情也辦不成。什麽事情也辦不成,你的社會地位就會不斷下降。而上層階級之所以是上層階級,是因爲他什麽事都能辦成,或者至少是辦成的事情比較多。
要想辦成事情比較多,首先的條件就是隨時都能夠想到(美國人所謂的)利益相關方想要什麽。如果你認爲利益相關方想要什麽你根本不必知道也不必考慮的話,你鐵定什麽事也辦不成。就算你原先是袁紹,你爺爺是三公,到你這一代,憑你這種辦事方法,你也肯定要不斷下落,然後你的孫子肯定不如你。你要保持自己的階級地位或者要向上的話,瞭解所有其他人的需求和利益、在中間做各種調整就是你的義務。
越是階級地位高的人,在這方面就越懂得——照美國人的說法就是enable,使事情做成功。使事情做成功,簡單來說就是不能自私,要把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夠調動起來。而越是下層階級就越是自私,越是認爲世界應該圍着自己轉,越是一做不成就認爲全是世界的錯而不是他自己的錯。你有這種無産階級的心理,就算你原來不是無産階級,你也會向無産階級方向不斷靠攏。
反過來,有統治階級心理的人,就算你原先不是統治階級,由於你這樣不斷地辦事成功,你也會不斷地向統治階級靠攏的。世界就是這樣動態展開的。順便說一句,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對教科書一個字也不相信,但是對於龍應台和《野火集》上說的很多話是像聖旨一樣相信的,那個時候接受的那一套民主理論其實都是極其有問題的,因爲他們認爲世界應該是怎樣。他們認爲的世界應該是怎樣,那當然是瑞典人是這樣所以就應該是這樣。
如果世界不像瑞典那樣,正確的方法就是,你要去駡他們,一直駡到他們被啓蒙。所謂被啓蒙的意思就是說,他們覺得你駡得很有道理,懂得了你的真理以後,你所在的社會就會變得跟瑞典人一樣了。當然這是純粹扯淡的事情。如果他碰巧成功了,那只是因爲像拉封丹的寓言一樣,他像蒼蠅一樣在馬車上叫,然後車子開走了,它就以爲是它叫得很有功勞。
其實是因爲社會本身出於自身的動力正在向那個方向發展。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再怎麽叫也是白叫。而且你這種心理已經把你變成了一個不負責任的人,變成了一個旁觀者,也就是說你已經進入了一個雜文作家的角色。雜文作家對社會不負責任,只是像游士一樣。
作爲游士,他不斷地發表評論員文章,僅此而已。而且更加糟糕的是,龍應台作爲雜文作家,他至少是有固定讀者的,而被他啓蒙的對象學到了雜文作家的這些真理以後,他連讀者都沒有,豈不是非常寂寞。那麽這樣搞出來的東西只不過是使社會上的多餘人和廢人大大增加而已。真正的社會的邊界顯然就是,你在你自己的這個小環境內製造一些秩序出來。
這些秩序在中國肯定是要被別人解構的,然後你就要有擅長於抵制別人解構的各種技術。你不能虛僞地假裝說是我對這些事情都不知道,或者這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替你管一切。那你今天早上吃飯的時候上帝是不是也應該替你管,你挨餓的時候上帝是不是也應該替你管麵包,你祈禱一下就夠了?現在搞成這個樣子,因爲我是一個老奸巨猾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我閉上眼睛也能猜出他們的實際狀況是什麽。
十成中間有七成,他們是沒有什麽能力管什麽事情的。因爲沒有什麽能力管什麽事情,所以反過來把自己的沒有能力粉飾成爲,我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我見識高明,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不屑。這就是葡萄樹上酸葡萄的那種邏輯,是知識分子最喜歡幹的事情。但是神學家都是知識分子,所以往這個方向走是很自然的。
他反過來說,別人幹了這些事情反而是他們幹的不對,沒有我這個什麽也不幹的人高明。而且這樣一來我給別人造成一種印象:其實我不是沒有本事,我是出於原則而不幹的,這跟我沒有本事是完全兩碼事。我沒有本事是讓人瞧不起的,但是現在我說了,我是出於原則才不幹的,所以我比這些幹的人還要高明一點。所以,上智與下愚往往是表現形式相同的。
例如,戰爭這件事情有兩種人。一種是,其實我有能力打仗,往往過去還是英勇的騎士,但是出於偉大的悲憫之心,不忍讓人類流血,我變成一個和平主義者。像美國憲法中那種出於信仰可以不服兵役,但是要用社會服務作爲代替,是爲這種人準備的。但是我敢說,如果你到中國去實行這一套的話,所有的地痞流氓都會堅決地說他是出於信仰。
而他除了膽小怕事以外,其實是沒有別的什麽理由的。一個純粹的膽小鬼和本來可以變成威武的統帥、征服很大的領土、但是出於信仰而最後放棄了武力的人表面上都是一樣的,他們都不肯打。而處於中間的那些是境界不高、但是還稍微能打、至少能夠保證自己安全的人,是像普通希臘羅馬人和普通美國人這樣的普通公民士兵。比他們更高的人和比他們更低的人表現得都是一樣的。
而中國人呢,從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一向都是,企圖把自己比普通人更低這一事實粉飾成爲比普通人更高。比如說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拿美國來駡蔣介石就是這個道理,他說蔣介石不民主而美國如何民主。如果有人問他,延安比重慶如何?他肯定要把這些人交給政治保衛局來處理的。
但是他既然駡了重慶的蔣介石不行,就會給廣大讀者造成一個幻覺:他是不是比蔣介石要行一點?看他駡得這麽起勁。而且他駡這件事情是很抓住時機的,他說這句話的時刻正好是美國人駡蔣介石的時刻,然後他也參加進去駡。於是就給別人造成一種印象:他跟美國人是一夥的,想必他跟美國人一樣民主。
現在的中國人,包括中國基督教徒,駡伊斯蘭教徒也是這個樣子的。反恐戰爭以後不是美國人在駡伊斯蘭教徒嗎,他們也就跟着駡一駡,於是就産生了一種幻覺,覺得他們比本·拉登高明瞭。但是我很有把握地說,他們憑組織能力和社會體系各方面來說是遠不如本·拉登的。本·拉登去送了命,無論他死得正確不正確,真主黨會管他的孤兒寡婦,他手下的教區和他自己的教派會認爲他是烈士。
他們跟全世界的其他人爲敵,但他們自己還有團結性。而中國人稍微露出一點想做這種事情的跡象,比如說馬雲的秘書、甚至是他老婆都會嗖跑去揭發他,讓他走投無路的。當然他也會反過來用同樣的辦法對付別人的。因此,所有人的小共同體都是虛的,包括中國基督教會。
他們連中東的費拉基督教徒在伊斯蘭教徒的統治下可以輕而易舉地做的那些事情——用自己的宗教法庭管理自己、用自己的基督教學校教育自己的子女都做不到,但是他們還是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伊斯蘭教如何如何不是。理由當然還是說,他們念的經念得對,而人家的經念得不對。然後他們就正好跟美國基督教徒好像符號上是一樣的,但是美國基督教徒不僅能夠建自己的學校,還能夠建自己的軍隊和國家,而他們連自己的學校都建不起來。但是他們說我們念的經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跟美國基督教徒是一夥的。
這個就是把中國知識分子的狡猾性發揮到了極致,但是我敢說,這種狡猾的結果就是害了他們自己。我要是再倒退十年的話,對這種人是非常悲憤的,就是說,TMD,你純粹是占我的便宜。但是我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這就是他們自己害了自己的原因。而我之所以沒有落到跟他們一樣的下場,就是因爲我當時悲憤的理由,我怎麽也做不到像他們這樣無賴。
「怎麽也做不到」這個本能的感覺,就是一種德性的層次。庇護的事情也是這樣的。我敢說,庇護是一個習慣法,習慣法是可以不講道理的,像英語語法那樣,只要是約定俗成就可以了。我以爲,完全可以認爲,關於庇護的習慣法適用於全世界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就是不適用於中國。
對中國只能實行白名單制度,或者說是對中國只能實行隨機制度,就是說我想怎麽樣就怎麽樣,像是我一年要給教會捐多少錢一樣。我假定我每年要救五百個中國人,不能更多。中國人是不是有五千個或者五萬個值得救,這不幹我的事情。我碰巧,也許救對也許救錯。
但是如果你沒有碰對的話,那是你自己活該。我以爲這樣的制度最適合中國人實際上的德性,是一個能夠長治久安的制度。現在的庇護制度基本上是二戰時期和冷戰時期用來對付德國和蘇聯的那些逃亡者設計出來的。制度像生態環境一樣是動態的。
有一句話說是,所有的軍事家都在準備上一次戰爭,而下一次戰爭總是跟他們準備的不一樣。法律其實也是這樣的,法律總像是小孩子的褲子一樣,它反映了他去年的狀態,跟今年的長度總是不一樣,總是慢一拍。庇護的形成是歷史長期沉積的結果,比如說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紀的長期實踐就沉積在它的底部。而現在的庇護實踐,實際上是二戰時期和冷戰時期,跟蘇聯人和納粹德國打交道的時期,針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和德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德性而設立的。
如果你的對象跟蘇聯難民和德國難民差不多,那麽這個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如果包含敘利亞人在內,這個制度就顯得有點太濫了;如果連中國人都包含在內的話,這個制度就要被衝垮了。所以習慣法現在需要進一步的調整。當然,等它調整到差不多的時候,可能世界又變了,你的褲子還是短一截,因爲你的小孩又長大了。但是這好像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爲世界從來都是這樣的。
演化系統所有的東西都是既適應又不適應的。說它適應,是因爲它始終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說它不適應,就是因爲它針對的是你祖父一輩的社會狀態。你祖父一輩剛好把它改良到適合的那種狀態,但是世界又已經變化了,所以始終是褲子趕不上孩子的腿長,人類永遠是處在這種狀態之中。主持人:您剛才說在中國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如果中國再次發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社會性戰爭,那麽在國內逃不出去又不願意違背自己的良心做壞事的人怎麽辦?
您認爲自殺是不是一個選項?自殺什麽時候是有政治力量的,什麽時候沒有?像甘地做絕食,絕食是一種慢性的自殺,是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效果的,但是好像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劉仲敬:在中國肯定不行。
在中國,倒退到毛澤東時代,那叫「自絕於人民」。但是你有沒有發現,「自絕於人民」這件事情還是階級社會的殘留産物。這個人死了以後,要使領導者在面子上過不去,所以他一定要把他說成是壞的。就像是有些人說的那樣,什麽是婚姻破裂呢?
吵架不叫婚姻破裂,因爲吵架包含着一種含義,就是說,我認爲你應該這樣做,而且我認爲你將來是有可能這樣做的。真正的婚姻破裂是理都懶得理你,把你看成是路人。吵架就是說,你對我來說還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不會隨便找什麽人都吵架的。我肯和你吵,就說明你有點重要性。
我如果不和你吵,直接把你拉黑了,都不值得一理了,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如果是現在的話,那連「自絕於人民」都沒有了,因爲當時舊的階級社會還有一點殘餘,也就是說社會上還有一些值得重視的人,而現在如果你自殺的話,大家只會看熱鬧,圍觀一下,「趕緊跳下去!快跳呀!快跳呀!
」以中國人民正常的德性,結果就必然是這樣。所謂的適當應對方法只有殺人這一條,當然也是不同層次的殺人,因爲這也涉及到博弈環境的問題,信用這件事情是根據歷史經驗搞起來的。實際上,社會是公正的,演化系統是公正的,只是你解釋的方法可能不正常。你想,銀行怎樣來對待賴債的人呢?
其實辦法很簡單:有人如果沒有借過債,我先借一點給他,看他還不還。他還,就留下一個好的信用度,下次我再借給他;如果他不還,下次我不借給他就行了。或者更複雜一點,就製造一個算法,哪些人是100%還錢的,哪些人只還80%,哪些人一個都沒有還,分出等級來。越是等級高的人,我越是借錢給他。
就用這樣簡單的方法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其實演化系統也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人經常賴債不還,那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大家都不願意借錢給他,然後他不得不去找黑社會。黑社會爲什麽敢借錢給他呢?
因爲銀行不能打你而黑社會敢打你。中國人就處在這種情況,他已經把信用做完了,所有口頭上的東西都不能證實你。什麽東西才是絕對沒有辦法作假的呢?只有殺人才是絕對沒有辦法作假的,你殺了什麽人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作假的。
像楊佳,他有一個很好的信用,顯然比所有知識分子的信用都好,因爲知識分子說的話跟他實際上做的事情完全是兩碼事,而且你也沒法核實,而楊佳殺人往哪個方向是非常明顯的。所以,你必須把自己的信用做出來。信用做出來,就是說,你殺的是哪方面的人,就表明了你是哪方面的人。而你具備殺人能力這件事情就證明你有保護能力,你可以以此建立自己的團體。
我敢說,最後發展到軍閥混戰是不可避免的,因爲這是一個自然博弈,不會殺人或者是沒有準備殺人的人很容易就被別人殺掉或者弄掉了。至於你是不是高尚或者什麽的,那是無法核實的。而且我傾向於認爲,中國人多半是表演藝術家,他不是真正的高尚或者真正有任何政治理念。無産階級是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的,而中國人原則上全是無産階級,包括馬雲、馬化騰都是無産階級。
你不能說是他在賬面上有很多錢。這個賬面上的錢就好像說是,我指著諾克斯堡(Fort Knox)的黃金說,這些錢全是我的。如果有人願意相信我,諾克斯堡的黃金都是我的,那麽我跟馬雲是一樣的。
馬雲的錢是隨時可以被勾銷的,他跟以前資産階級社會那些勾銷起來還有點難度的地主資本家不是一回事。全中國都處在這種情況。你賬面上有錢或者官大,其實只是說明你得罪的人多,攻擊你的人多,勾銷起來更容易。沒有任何人的處境是安全的,大家都是無産階級,因此你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信念。
你實際上的所作所爲,而不是你嘴上說的,才是重要的。例如,16年以前,有很多人把我劃到保守主義一邊去,而我聲明說我從來沒有贊成過保守主義,我只是引用了或者說過一些西方保守主義者說過的話。研究西方保守主義的某些學者跟你自己是不是保守主義者完全是兩碼事。這是我的德性比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強的一個證明。
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就是這個樣子的,他自動就變成保守主義者了,或者如果是在江澤民時代就變成自由主義者了,現在的保守主義者佔據的生態位差不多就是江澤民時代的自由主義者佔據的生態位,而這跟他的實際行爲沒關係。你翻譯了、引用了或者是給西方的某某流派的學者做了一番介紹工作,你就被說成是某主義者,然後你就充分享受了這些人的待遇,但是你的實際(按照共産黨的說法)組織關係是怎樣的、你在社會生態中的真正地位跟這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這樣會造成極其滑稽的現象。例如,2018年大概是上半年的某一個時間,我已經記不起準確時間了,因爲我是現在突然才想起來的,我當時在微信的某一個土豪群裏面跟廣大無産階級資本家吵架。這些無産階級資本家一般是自稱爲自由主義者,還有一部分是自稱爲基督徒的。
準確地說不是吵架,是我單方面在駡人。其中有一位仁兄,大概是領教工坊的肖知興,我覺得有九成可能是他,因爲我是全憑記憶的,所以不能記得很精確。他很無辜地(按照他自己的觀點肯定是很無辜的)轉發了一篇文章說是,中國的三代企業家怎麽怎麽的,其中提到了任正非。你得注意,這時候孟晚舟的事情還沒有出。
於是我勃然大怒,在下面駡他說,你想爲匪諜張目嗎?當然這事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心裏面對他們下的判斷,就是我斷定這一幫所謂的土豪、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所謂的基督徒將來會是廢物點心,屁用也沒有。他們的理論是,在中國培養一個資産階級、中産階級或其他什麽的,用它來像我們敬愛的郭台銘同志最近說的那樣推行中國的轉型,而他們列出的資本家名單裏面居然包括任正非這個公開的匪諜。憑這樣的資本家能夠幹出什麽事情,我是可以預知的。
我不管你們現在自以爲和被社會以爲有多少資源,我把你們看成是,最好的情況下是廢物點心,最壞的情況下,如果我用了你們的話,可能是我自己體系上面的一個漏洞,一個木馬,所以堅決要封殺你們。所以,以後我才會有那種「殺二百個康米才是唯一可靠的投名狀」諸如此類的說法。中國社會是一個無階級社會或者無産階級社會,這才是中國社會的本質。而你身在這個社會當中,你想用甘地之類的手段,別人肯定會認爲你是表演,而且這種看法恐怕也是正確的。
什麽叫做表演呢?就是說跟你自己的階級生態位完全沒有關係,你唯一願意付出的東西就是你的口水,跟你的行爲不發生任何關係。然後你就希望,你說什麽,別人就只按照你說的東西來對待你。那麽我爲什麽不自稱我是聯合國秘書長呢?
這話我以前也說過,那是我在跟我的一個親戚吵架的時候說出來的話,原因是他們準備走冒辟疆那種道路。冒辟疆這位仁兄其實也是祖父學研究的一個很良好的對象。他證明德性這個東西跟種族主義出身是沒關係的,因爲從冒這個姓氏就可以看出,他是蒙古人帶來的內亞人,根本不是什麽江南士大夫階級和儒家士大夫階級。他的祖先不是,但到他那一代就是了,結果就是他只會動嘴了。
當然,他是東林黨,又是董小宛的男朋友,在江湖上很有名氣。清兵入關以後,他理直氣壯地當了遺民,表示他大義凜然,痛駡那些貳臣和漢奸如何如何不對。然後他當了幾十年遺民下來,清兵又派出另一個三姓家奴施琅去攻打臺灣,他派他的孫子跟着施琅去當官。理由很簡單:我老人家已經當了幾十年遺民,別人都去做官撈油水了,而我什麽也沒有。
而且最要命的是,士大夫階級不當官是不行的呀。如果我不當官的話,我兒子和孫子也不當官,幾代人下來,我們就不是士大夫了,這怎麽能行呢?看樣子大清朝很像是要江山萬萬年的樣子,所以,遺民不世襲,我雖然不能當大清的官,我吃過大明皇帝的俸祿,但是我孫子沒有吃過大明皇帝的俸祿,他生下來的時候滿洲兵就已經入關了,所以他可以去做清朝的官。趕緊去吧~跟着施琅去打一打臺灣就可以做官。
但是,這樣做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你理直氣壯地把施琅和洪承疇駡了二百五十次,然後你孫子做的官還不如施琅大,因爲你來得晚,你丫划算不划算?你還不如早點投降,施琅投降的時候你就投降算了。要麽你更早一點,像曹雪芹他們家一樣,大清還沒有入關的時候你就投奔延安去了,你可以做官做得比施琅還要大。
你跑到最後才去投降,你划算不划算?真是TMD連馬基雅維利主義都沒有學好。我那些親戚就是想走冒辟疆這條路綫。當時是江澤民時代的尾巴,然後我大義凜然把他們臭駡了一頓以後表示,我是一位偉大的民主鬥士,絕對不能跟他們同流合污。
然後我就跑掉了,爲了避免他們企圖利用我在體制內的地位給自己謀好處。這個問題是這樣的:如果你有一個公務員的地位的話,即使你什麽也不做,總有人去造謠說是,我是奉劉某人的名義這麽做的,這就叫狐假虎威。就好像是,在臺灣人的論壇中有一個被台派的人說成是中國人假扮的人,他動不動就說是美國人會答應什麽什麽的。我當時想的就是,這就叫做狐假虎威呀。
你拿着美國人的口氣說「這些都是美國人擔保的」,而美國人知道你嗎?我雖然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但是我是制止不住有些人拿着我的牌子去狐假虎威的,所以我索性連公務員都不做了,一口氣跑回到四川來。理由是這個樣子的:假如你們平時說的那些共産黨如何如何對不起我們的話都是真的,現在我回來了,你們是不是應該跟着我走?然後我們團結起來,到你們原來的地方去跟共産黨作對。
你們不要在烏魯木齊待着,在烏魯木齊待着的話,你們的身份是貧下中農。誰是烏魯木齊的地主資本家呢?那當然是維吾爾人。共産黨帶着你們來佔了維吾爾人的土地,騎在維吾爾人頭上。
你們的身份是什麽?就跟當年共産黨帶着一批貧下中農和無産階級來打四川的地主資本家一樣。你們不是說「我們是高貴的資産階級,都是被你們共産黨帶的貧下中農坑害的」嗎?好,既然你們是這樣說的,那麽現在共産黨讓你們當貧下中農,讓你們去坑維吾爾人,你們一定不幹咯?
請看,你們跟着我來,我帶你們回四川去,當還鄉團,打回老家去,然後跟共産黨作對,你們一定不會反對吧。結果他們一個也不來,科科。至少對於我來說,這就是證明你們說的話全都是屁話,你們除了想佔便宜以外沒有別的理由。你們說的那些話就像是《圍城》裏面方鴻漸曾經說的那樣,日本人毀壞了許多子虛烏有的産業。
這是什麽意思?就是說,日本人一打仗,有很多人不是逃難了嗎,有些人原先是闊佬,然後他就在重慶哀嘆說,「我本來在上海很有錢的,現在我沒錢了,都怪日本人。」但是與此同時有很多無産階級,他本來在上海一個錢也沒有,藉此機會他就跳出來說,「哎,我本來是很有錢的,都是日本人害了我。」這話的意思就是什麽呢?
就像是馬克·吐溫的那本小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說的那樣,兩個小孩子在河上遇見兩個騙子,一個騙子說我是英國公爵,另一個騙子說我是法國王子,我是在本國被萬惡的革命黨人趕出來的,我現在到了美國,沒有別的希望,只是希望你們天真純潔的美國人按照對待國王和公爵的禮節對待我們。當然,他們本來什麽也不是,連莎士比亞的臺詞都背不出來,只是兩個蹩腳演員而已,但是小孩子被他們騙了,就真的像是伺候國王和公爵一樣伺候他們。方鴻漸所說的那些人就是打這個主意。我本來是窮人,但是因爲有些上海的富人跑來變成了窮人,然後我就冒充,「我原來也是資本家呀,現在你們也要像對待資本家一樣對待我」,於是我就可以享受這種待遇了。
我對我的那些親戚說,你們如果證明你們不是騙子的話,你們就得跟着我走,這樣就證明你們不是騙子了,你們真的是資産階級。如果你們真是資産階級的話,那麽你們回到你們的老家去,你們有可以聲索的對象,你們會像是以色列人非要回到耶路撒冷一樣非要回去;但如果你們是騙子,你們的目的就是爲了當貧下中農,跟着偉大的黨去占維吾爾地主資本家的便宜,那麽你們當然會是繼續留在烏魯木齊。他們一個也不來,然後我就理直氣壯地把他們當成萬惡的無産階級來對待了,因爲這就是你們自己實驗沒有過關。真正的資産階級,他必然要聲索他失去的東西,那麽他必然要做一些事情。
如果這些事情都不做,那你不過是講兩個故事、想從社會當中得到你本來不配得到的尊重而已。我在剛才我說的那個群裏面跟另外一批中國基督教徒吵架,然後用同樣的方式駡他們說是:現在我已經看透了你們,你們的所作所爲無非就是爲了騙取你們不配得到的尊重,這個尊重是美國基督徒用他們的槍杆子打出來的,而你們這撥費拉卻想蹭別人,用說幾句屁話的方式就能夠騙到同樣的尊重。我也不覺得我駡錯了他們,也不覺得駡錯了中國的無産階級資本家。總之,這種辦法只能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你是你口頭聲稱的那種人,你必定會做出那種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出的事情,幷且爲此付出一定的成本。
接下來就要涉及一個沙裏亞式的判斷方法。中國基督教徒一聽到沙裏亞這個詞就開始發飈,但是他們自己能不能夠搞出跟沙裏亞同等級別的習慣法還是很成問題的。沙裏亞法有一個造法方式是怎樣的呢?世界是不斷變化的,環境也是不一樣的,先知說的話和先知的言行錄幷不能什麽都管得住。
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下或者那樣的情況下,教法學家設想,假如先知本人或者先知的某個門徒遇上這樣的情況,照他的爲人和他的價值觀,他會怎麽做。然後我假定他這麽做,把這個假定作爲一個造法實驗,拿出來推出。如果我在我的門徒、弟子和社區當中用這種方法生效得很好,我就會說,看來一定是真主保佑我們,我設計的這個造法是對的,那麽先知當時就是會這麽做的,因此我造出來的法至少是有較低一級的效果,我的造法實驗成功了。那麽對付中國人的話有很簡單的辦法:你說你是什麽人,那麽這種人應該做什麽事情,你做不做?
比如說,你說你是聖雄甘地,那麽我們就要做一個造法實驗:聖雄甘地如果遇上共産黨會做些什麽?你要有能耐想出來。你如果想不出來,那麽我敢說,你沒有資格做牧師,沒有資格做教法學家,沒有資格做普通法的法官,你沒有造法能力,不能做社區領袖,不夠資格做凝結核,你滾一邊去。你是那種秩序消費者,只有別人帶着你走,或者你就徹底完蛋。
秩序生産者就是能産生秩序的人,它有兩個層面:最低層面就像孔子那樣,我雖然做不到,但是我能夠指出,做了某事情就是亂臣賊子,亂臣賊子就是該打,打不掉也要駡他,這是最起碼的,我做到這個層面是沒問題的;高級別的就像聖路易那樣,我手持長槍和盾牌,像騎士羅蘭那樣,遇上不公不義的事情,我要按照基督教騎士的價值觀,我要去拔刀逞凶除惡。這兩種人,狹義的秩序生産者應該是聖路易那種人,僅僅是像孔子這種人都不太夠格。但是我們把定義放到最寬,秩序生産者至少也得具有孔子那種能力才行。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你連聖雄甘地遇到共産黨會做什麽、應該做什麽都說不出來,連一個假設都說不出來,你給我滾一邊去,你絕對不是什麽秩序生産者。
你連在動嘴皮子的層面上都是耍賴的,想要別人給你做好了,給你搞現成的東西。同樣,你可以去問李家寶,你說你要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你說說看,在現在的中國共産黨這種情況下,你至少要有一個模擬預案。我要參加聯考,我也要有一個複習計劃。要健身,也要有一個健身計劃。
你不能說這是臺灣人的事情或者美國人的事情吧,他們是中國人還是你是中國人?你說中國要實行自由民主,你給我提一個方案出來,然後你提的方案你自己去負責執行。別人可以幫你,但是別人幫你的前提是你自己要有份。世界上從來沒有說是你讓別人去做你自己不做的事情,那你明顯就是一個騙子了。
如果我說我要去做一件事情,那麽別人可以幫一點,但是總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參與的。同樣,你自己負責去執行一下你自己的計劃。如果你連主意都沒有,那麽你顯然幷不具備政治庇護的資格,因爲你沒有一個政治綱領。就算你被人迫害了,那也是因爲中國人都是張獻忠,所有人都在迫害所有人,所有人都在咬所有人。
這是迫害,但它不是政治迫害。每個中國人都在迫害別人和同時被迫害,所有中國人都是被迫害者,而且被迫害的記錄恐怕加起來比起五百個敘利亞人受到的迫害都還要多。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正如科幻小說作家、萬惡的准匪諜劉慈欣所說的那樣,他很誠實地說,他不知道劉曉波,他認識的大多數人也從來對自由民主毫不關心。考慮到他是一個國企員工,我敢說他說的是實話。
廣大的國企員工們隨時都在被迫害,從私設公堂、隔離審查到現在的把誰送到楊永信那裏去,以及根本屬�小兒科的每天都在寫不利於領導們、同事們和鄰居們的匿名信、檢舉信和揭發信之類的,這是他們每天都在幹的事情,他們每天都在被迫害。我想,一個德國科學家或者俄國科學家如果被他的同事寫了檢舉信到克格勃那裏去,覺得克格勃快要來抓他了,他瘋狂地逃過了柏林墻,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被迫害理由。但是在中國人身上,這個理由就完全不能成立。你的鄰居爲了討厭你早上或者晚上放搖滾音樂發出的噪音,就會寫出同樣的檢舉信來,而且很難說你沒有對其他人做過類似的事情。
你要是算政治犯的話,所有人都是政治犯了。基本情況都是這個樣子。合理的推論就是我剛才說的那樣,你得爲自己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且要負責去執行這個方案。別人幫你,是給你在執行這個方案的過程當中提供一個適當的平臺。
比如說像李家寶這樣,他如果有一個在中國執行自由民主的偉大計劃,而這個計劃在招聘工作人員的階段需要一個安全期,那可以的,給你五年的安全期。假如說你要成立一個自由民主黨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但你手下人手不足,給你五年時間,你把你的黨成立出來。如果五年你成立不出來的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可以連續上三十年而不開除的大學,如果你十年、二十年永遠畢不了業的話,難道你應該一直在大學裏面養老嗎?這裏幷不是你的家園,我們已經給過你比大多數中國人更多的庇護了。
你得用你的實際行動證明,你說要做的事情確實是你所做的事情。或者你要能夠提供法律術語所謂的不可抗力的證明,證明出了一些你不可能預見到的意外,以至於你做不到你所承諾的事情。庇護權本來不是千篇一律的,幷不像是比如說在九十年代以後很多在什麽大使館面前喊了一聲「平反六四」就嗖的跑來庇護、然後到了紐約以後就自己去開飯店去了、以後除了賺錢以外什麽也不做的福建人設想的那樣。大多數庇護像查理十二在土耳其宮廷得到的那種庇護那樣,都是有非常具體的條件的。
具體的條件是什麽,要取決於庇護者的身份。例如,土耳其人的庇護條件跟法國人的庇護條件不一樣,法國人的庇護條件跟英國人的庇護條件不一樣,這個主要取決於東道國自身的需求。不是說你拿了一個手續以後反而比土生土長、就在本國生下來、一直是本國人的公民反而要佔便宜,你什麽義務也不盡就能免費搭無限的便車了。顯然,歷史上作爲習慣法的庇護的規則在大多數時間都不是這樣的。
如果是說在有的時間,例如像我剛才描述的那種福建人在紐約享受了十幾年這樣的待遇,那麽這種待遇也不是一個權利,而只是一個恩賜,它是隨時可以收回的,美國人隨時可以改變主意。比如說即使是獲得了公民權的德國籍的美國人或者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爲從事了間諜活動而被取消了公民權都有的是。這個事情也不是像大陸法那樣一刀切的,而是具體個案的。比如說,如果有人認爲某這種行爲跟他的公開身份不合理的、對他提出起訴的話,那麽他就會自己形成個案處理,而陪審團做出的判決就會變成與此相關的衆多判決之一。
所以實際上,幷不存在我剛才描述的福建人所設想的那種無限適用的庇護權。如果有人正好處在那種地位,那他也只是碰巧。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碰巧當中。這種生活狀態就有點像是《圍城》裏面,方鴻漸逃離上海,戰爭已經爆發,到了無錫老家,然後他發現他的無錫鄉親們一天到晚都在商量怎麽給他娶媳婦的事情。
儘管戰爭已經爆發,那些地方離無錫的距離幷不很遠,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永遠用不着逃難一樣。但是這根本不是什麽大將風度,只不過是,其實知道又能怎樣,好像還是像原來一樣過,然後戰爭就一路打過來了。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所謂的燕巢于飛幕之上,魚游於沸鼎之中。即使明知道馬上就要被煮熟了,但是還是若無其事。
之所以若無其事,不是什麽鎮定自若,而是因爲走投無路。這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難民修養。就算是明天就要上絞刑架了,最後這頓飯我也要好好吃。這種東西被很多知識分子用我剛才說的那種明明比普通人還不如、但是非要裝成比普通人還要更高的方法,說成是一種偉大的生活藝術。
就是說,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蒙古人快要打過來了,但是臨安城的生活藝術仍然如故,大家都還在享受生活呢。像林語堂這樣的作家就會說,哎呀,我們是多麽偉大呀,我們的生活藝術是全世界都沒法比的。那當然是因爲全世界也沒有哪個地方像貴國這樣動不動就要幾千萬幾千萬成規模地被屠殺吧。當然,在這種沙丁魚狀態下,你已經落到這種情況了,可能像是癌症晚期病人打嗎啡要打得越多越好那樣,意思是,反正你也救不活了,多打點有什麽關係。
這些東西都是起嗎啡作用的。一個人要想要靠打嗎啡過日子,那本來就已經是死定了的。所以說中國人大多數其實不能算人,是人的話就是說他多多少少是有點生路的。當然,中國人也不是完全沒有生路的。
像這種打嗎啡的做法,對於江湖好漢來說是頗爲不齒的。當時的江湖好漢肯定要認爲,我要上梁山拉杆子。蒙古人南下的時候,打不過的話我還可以投靠它,封一個一官半職,哪有像這樣等死的?這件事情說出來就等於是,士大夫其實是不如江湖好漢的,但他們自己肯定不承認。
nyway,這有什麽關係。我們回到原來的問題,淪陷區居民應該怎麽解決問題。這個解決方式,我在2016年以前早已經得出結論了。這其實是我研究得最深刻的一個課題,只是目前沒有用上。
就是靠狼牙棒,就是你肯定要打肯定要殺,這是至關緊要的問題。當然,要打要殺這件事情也是要有各式各樣的策略的,要根據你原有的和現有的資源來使用。比如說,我要是不成立一個大蜀民國的話,我就太可惜了,因爲我已經贏得了一定的名譽,這些名譽是與政治有關的。我如果成立一個大蜀民國,頂多也就是什麽也得不到。
如果得到了什麽,把架子架起來的話,對我有極大的幫助。所以,與我自己去胡亂地像楊佳一樣殺一個人不同,我以大蜀民國三軍總司令的名義去理直氣壯地,這就不叫殺人了,而叫處決了若干非法戰鬥人員和恐怖分子,沒收了若干黨産,這個顯然是一個政治行動。你殺人殺少了或者是沒有大義名分,你就會被說成殺人;如果殺人殺得很多而且有大義名分的話,那就是一次政治行動,是大蜀民國這個交戰集團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戰爭,這樣做顯然是對我更加有利的。反過來,如果另外一個人幷不處在我這個地位,這一套搞出來可能就像是一個笑話一樣,可能不會引起任何效果,反而徒然變成累贅。
他可能用其他什麽名義,比如說像類似三合會、三點會之類的會黨組織對他可能會更適當一些。但是有一點我是非常肯定的:你與其去做民主小清新,還不如組織黑社會來得合算。黑社會是真東西,「我們曾經一起殺過人,一起分過贓」這樣的聯繫,比起「我們曾經一起在一心書店讀過哈耶克,而且在各自的單位裏面都擺出了我是自由民主先知的偉大架子,有一撥粉絲」,那是要靠得住一百五十倍的。但是這個事情是萬事開頭難。
你只要殺過人,你的江湖地位就完全不一樣,你的可信度就出來了。其實,最初殺人的那些人的戰鬥力幷不一定很強,只不過他憑着他能殺人的名聲製造了一個小團體。有小團體在,那就像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有一百萬的人掙第二個一百萬很容易,沒有十塊錢的人掙第一個十塊錢很難。只要有一個小團體在,那麽以後招兵買馬會很容易;沒有那個小團體的時候,你建立這個小團體才是最難的,最難的90%都在最初的階段。
我雖然主張使用狼牙棒,但是幷不主張在時機未到的時候就隨隨便便殺人,所以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真的去殺。時機到的時候就是以下這兩種情況:社會秩序在你所在的生態位已經開始解體,你要先發制人,證明自己屬�能殺人的人,而不是伸著脖子等人殺或者是求別人保護的那種人;第二就是,共産黨、黑手黨或者任何有能力殺人的武裝集團已經盯上了你,接下來就要對你下手了,你必須先發制人。然後就要看要殺你的人是誰了。假如是共産黨的話,那你當然就要打出政治上的招牌。
這個政治上的招牌不一定是大蜀民國,但是一定得是一個具有反共政治色彩的組織。哪怕這個組織也只有你一個人,有這個組織也比沒有這個組織好。然後你憑著大義名分去展開鬥爭,這個鬥爭當然是包括殺人在內的。爲了招攬群衆,招攬支持者,合理的做法就是,要讓其他人分享你的行動,大家要一起殺,一起分贓。
比如說目標假如是共産黨的話,所指的對象要是:第一,他必須是共産黨系統內部的人,不能牽連外面的人,否則在政治上有不好的反響;第二,最好不要是共産黨內部那些極少數的北洋軍性質的硬骨頭,而是這種具有貪官污吏性質的人。第一是共産黨,第二很招費拉群衆的嫉妒和仇恨,第三手頭有一定的資源,第四抵抗力不強,具有這些條件的,先把他做掉。然後把他的資産分散給你的支持者,再散一部分給費拉群衆,讓費拉群衆覺得你還是一個好人,你的支持者覺得你是一個擅長分贓的人,能夠給他們實實在在的好處,而不是嘴上的東西。同時,要打出過硬的、在國際法和歷史先例上無懈可擊的政治牌號,同時要懂得在一個梁山一樣的社會當中怎樣博弈才能震懾各種江湖好漢。
用這樣的行爲維持資源流,同時以保持自身組織、延長戰爭時間爲目的,而不是以控制領土或者實現具體目標爲目的。時間越長,對你越有利。時間越長,社會解體程度越深,各路江湖好漢蜂起。最後勝利的人不見得是最優秀的人、最能打的人或者最仁義的人,而總是那個最善於以倖存爲目的的人。
這樣的基本策略不是萬無一失的。即使是這樣,你也可能在中途被做掉,但是沒有比這更好的策略了。當然,這個博弈過程是自動的。在生態性的演化系統當中,你設計的東西遠遠不如你周圍環境的演化來得重要。
像楊玄感那種人,如果他晚十年問鼎中原,可能就成功了。楊玄感的問題就在於他動手太早,但是處在楊玄感那種地位,他沒有辦法。就是說,隋煬帝已經盯上他了,他不動手也是死,只有提前動手,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時候。結果他被打掉以後,才輪得上李密、李淵這些人上臺。
但是這件事情幷不取決於你自己,這個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把它歸諸於上帝的旨意,一切都是屬�上帝的安排。當然,你所在的團體最好是要有宗教信仰的。這樣,你自身在團體中才會比較安全,同時你制定規範的時候這個規範才能夠實行得通,才能夠避免你的部隊瓦解成爲一批烏合之衆。當然,更具體的東西那就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能夠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
無論外部有什麽要求,相對於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來說都是極其次要的。各種不同社會的天花板是不一樣的。像甘地這種人在印度社會裏面是能夠存在的,那是因爲,按照我的歧視理論,從西亞和歐洲向東,歧視鏈一路降低。印度,正如唐玄宗所見一樣,歧視鏈還比東亞要高。
東亞能夠出得了的最優秀的人就是李密、曾國藩這種人。直截了當地說,東亞人不搞政治是不行的。你想要像印度人那樣搞純粹的哲學和宗教,結果是,在你還沒有搞成以前,你就被做掉了,你跟普普通通的菜人沒有任何區別。歐洲人能夠搞出很多純粹的東西,那是因爲它的社會支持能力大。
例如,資本主義只能在基督教社會産生,雖然其他社會也可以模仿,原因其實不是在資本主義,而是在基督教社會。很多人都把這個因果關係弄擰了。爲什麽呢?因爲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所設想那種純粹的契約關係是有很大外部性的,外部性需要有承載能力。
基督教社會有這樣的承載能力,它能夠做社會。但是同樣的事情在極其脆弱的儒家社會裏面,你規模還沒有做得很大,廣大失業者都已經變成張獻忠了,然後社會陷入嚴重動亂,然後就像是馬克思主義所描繪的那樣,資本主義萌芽又被打斷了。真正的問題是,爲什麽資本主義萌芽在歐洲沒有被打斷?答案是,歐洲的封建社會和基督教社會hold住,它的承載能力大,而東亞的士大夫階級社會的承載能力要小得多。
爲什麽日本人能夠模仿得成而大清卻模仿不成?因爲日本的封建社會的承載能力高於大清國的士大夫社會。其實答案就是這麽簡單。真正有效的答案往往是極其簡單的。
你枝枝節節地搞,像余英時他們那樣考證徽商其實也是有資本主義精神的,但是這其實是毫無意義的事情,穆斯林商人也是很有資本主義精神的。徽商雖然有資本主義精神,而徽商所在的大明朝卻不是能夠承載得住資本主義發展的那個社會,這就足夠了。根據同樣的理由,中國社會實際上是只能夠承擔得住曾國藩這樣有一點點思想、但是還是隨時都要從事政治的人。蔣廷黻說是,西方可以君師分離,而中國做不到,其實原因很簡單:曾國藩如果不去練民兵的話,他是自身難保的。
他如果生在其他什麽社會,他可能做一個專業的學術研究者;但是如果他在湖南也做出同樣的事情,他早就連腦袋都已經沒有了,所以他只能夠業餘寫一點書,主要的時間用來編練民兵。我也是這樣的,我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地,我不能隨隨便便像是馮勝平忽悠來的那一批人所說的那樣就去做純粹的學術去了。健全常識是這樣的:那樣的話我會連自身的安全都沒有保障;爲了自身安全有保障的話,我一定得先搞出一個足以hold住自己的政治架構。這個政治架構就要做到,比如說在有朝一日,我能夠親自率領一支小部隊在中國海岸登陸,而且能夠殺掉一批人,而且在共産黨或者其他什麽大軍閥勢力所不及的邊緣地帶能夠折騰出十幾年來。
必須具備這個能力,才真能夠具備足夠的安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那麽安全總是掌握在別人手裏面,它隨時可能因爲政治形勢的波動而出現問題。這就是一個曾國藩式的選擇了。在淪陷區,我以爲,能夠做到我剛才說的這個層次,就是你所能指望的最高層次,大多數人肯定是做不到的。
超過這個層次,需要更加細密和特化的專業分工,是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存社會所能容許和支持的能力的,也就是說你在你能夠做出任何一點影響之前就肯定是被哢嚓掉了,也就不會再有你了。